一套政治理论，若是深入到原理层面，就必须同时是一套历史理论。
在依据革命主张的同时还需顾及灵活性方面，张知本以贯彻三民主义为准绳的宪法设计在很多方面突破了孙中山先生的相关具体表述。[12]显然，此项要求去除了有机体论和利乐主义国家观念的时代局限性，并将其合理成分纳入自身。
对于宪法制定而言，革命时受具体环境影响的政治主张的具体表述不是决定性的，更为重要的是制宪时依旧为人民共识所涵盖的革命主张的一般性内容。法治是以代议机关制定的法律为基础的治理方式，而且代议机关涉及基本权利的立法活动不仅具有限制基本权利的意义，也同时含有形塑基本权利、调和基本权利冲突的意义，是基本权利规范实现的形式之一，故而法治是一种先天具备民主正当性和基本权利正当性的治理方式，法治的实现程度可作为民主原则的实现程度和基本权利受保障程度的指征，也即宪法规范力的实际状态的指征。首先，斗争中确立的和人民舆论所保障的在积极的意义上将人心向背设定为判断立国精神存在、内容的根本标准，引导人们关注立国精神的实际实现状况。[33]邵元冲：《法治之精神与运用》，载《建国月刊》1932年第3期，第1-4页。他虽然强调精神现象特有方法的主导性，但自然科学方法的辅助作用也得到其重视。
其二，宪法规范力之有无强弱可以通过众多层面/角度/面向/形态得到指征，宪法学通过宪法规范力的学术建构活动不断丰富相关的层面/角度/面向/形态，强化宪法规范力的施力点不仅能够更为多元，宪法学感知宪法规范力的神经网络也能更为灵敏。在其看来，党治是政权发动的方式，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方式，二者之间不存在相互妨碍的关系，而且党治在现代社会必须依赖法治才能得以贯彻。这里可以复述一个思想家的原话。
宇宙论形式是一种对于秩序比较紧凑的表达，而古希腊的哲学人类学真理和基督教救赎论真理的出现，便是在前一种秩序表达基础上的分化。著名的精神分析理论家弗洛伊德曾指出，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人的性欲望是可以被改造的，最终基于特定对象的欲望转变为对多个对象的欲望。而事实上，启蒙思想的作品背后可能会有更久远的希腊、宗教传统。[44]参见[古罗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上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译本序言，第6～8页。
在这个意义上，沃格林的著作无疑是一场政治科学的革命，因为他提供了新的范式。比如，代表制的二分法和代表与代理的区分。
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最重要的是，他重申了一个古老的命题：人与政治的基本关系。孔德的神学、形而上学和科学3阶段。[69]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的危机在于背离西方文明的传统（希腊），由此表现为6个方面的病象：作为化约主义的现代性——降低了对人的高要求，化约了人性中追求高贵品德的部分。[76]当然，这样，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了。
而这场革命的宣言就在《新政治科学》的文本之中。[18]因此，人所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和别人交往的问题，还包括如何面对自身有限性（典型的如死亡）的复杂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其实是很难的。三、多向度的人与多维度的公法 通过对代表、真理和现代性危机等现象的分析，沃格林初步告诉了我们如何运用新政治科学的理论框架。
早期帝国（如蒙古国）都采用此种符号话语，甚至连今天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此种真理遗迹的世俗化形态。摘要: 《新政治科学》是沃格林构建庞大思想体系的学术宣言。
当然，好处是提供了很多的饭碗。（一）代表作为一种符号话语 在政治和法律理论中，代表是一个典型的符号话语。
其二，把现代政治思想中所显现出来的不合理论证视为一种神学思维的世俗类型。[13]好的政治科学也总是能够洞察到时代的危机和病症，并将一系列的问题解释出来。如果将此问题延伸开去，就是我们为何会选择沃格林或者类似于他的经典作家[施特劳斯（Leo Strauss）或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的作品去阅读，甚至看起来是在做无用之功。也就是说，社会整体往往有自己的一套符号话语——已经存在的形态，理论家们（哲学家）往往会对已经存在的符号话语进行批判甚至是反对。曾游学于英国、美国和法国，后回到维也纳大学谋得一个薪水微薄的法学专业教职。[45][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87页。
后期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公开支持基督教，后来，在380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此皇帝死后，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即东西罗马帝国）正式将基督教确定为国教。[45]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作出回答，即罗马的陷落与基督教无关。
此种双重代表地位，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是否可以以此把存在代表和法律代表在理论逻辑框架上更进一步完善，以解释中国的现实？笔者觉得是可以进一步思考的。可能阅读了《秩序与历史》，就能更明白代表、真理现象和现代性背后的相关性。
实际的源头就在柏拉图这里。[3]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82～89页。
有关实证主义的思想来源和演变，参见[法]昂惹勒·克勒默-马里埃蒂：《实证主义》，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他说：一门经验科学并不能交给某人应当做什么，而是只能交给他能够做什么，以及——在具体条件下——他想要做什么。关键词: 沃格林 新政治科学 社会自我解释 公法人 导言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年）是20世纪声名显赫的哲学家。现代各色的意识形态（各种主义），都是灵知主义的世俗化极端版本。
而对于混淆两个逻辑的实践后果，当代政治学者福山也在其作品《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和世界秩序》有关国家能力和国家权力的二分法中提出来了。[50] 因此，罗马帝国的问题，不仅是存在意义上的代表问题，还包括了如何支撑其存在意义上代表的问题——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真理对存在代表的争夺和斗争问题。
宪法既要发挥人的所有维度，又要抑制一些维度，并通过宪法实施将此种设定充分发挥出来。[54] 产生此种神学观念的原因在于希望通过此种历史观念获得一种历史的意义和他们自身在历史中的位置的确定性。
将此种神学观念运用于对历史的判断，就形成了某种特定的新历史观。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
[78]参见[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上的人》，舒国滢译，网络稿。（三）现代性的病因诊断：灵知主义的兴起及其世俗化 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正如他在分析存在意义上的代表问题所强调的。在此种方法论前提下，需要从3个方面着手：其一，通过分析过往实证主义脉络下的经典作品，合理确定实证主义立场中的不合理的技术要点。法律规则为追求普遍性，其调整对象并非具体的个人，而是被抽出背景、经济实力等之后一种抽象的人。
就此我们可以预见沃格林的重要性。其二，自然科学的方法在于判断理论相干性的标准。
[7][美]埃里克・沃格林：《新政治科学》，段保良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页。美国学者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曾批判发达工业社会之下，人经异化后变成了单向度的人：……由此便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凡是内容超越了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沦入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
此即通过以人作为基础来建构社会秩序。我们可以简单概述一下这个线索。
